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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老北京

ziyue6天前成语大全140

北京文化特征小议

也许是京城建筑最能代表都城文化的特色吧,在甲骨文中京字写成“附图”。“附图”字所象之形,就是一座座落在高岗之上的宏伟建筑。这建筑使人想起了权力、富贵与尊严,想起了传承数千年之久的都城文化。

在中国历史上,历代的都城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,如西安、开封、洛阳与北京,都做过时间不短的都城。但是,西安、洛阳与开封的王者之气,如今只能到苍烟落照中的一座座坟陵中去寻觅。只有北京,不仅作为都城的时间跨度最长,而且自辽立此为南京后,王脉基本上一直延续至今。因此可以说,北京是研究中国都城文化的范本。

北京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是国家权力的中心,是国家形象的代表,是朝拜的圣地。北京的旅游是典型的都城文化旅游。古代的故宫、天坛、北海、颐和园,现在的天安门广场、人民大会堂、升国旗仪式……,都是都城文化的价值所在。因此,外地人到北京,首先要到天安门前留个影,到人民大会堂去转一转,因为这里是祖国的象征。“都城文化”这四个字衍生出了诸多只有北京才有的、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。譬如关心时政,参政意识强,文化素质高,精英云集,官派作风,轻商鄙利,好面子,喜摆谱,自命清高,盲目自大等等。下面,我们就择其要者谈一谈。

一、强烈的政治责任感

作为数朝古都,长期以来,北京一直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所在地,是中国的政治中心。北京政府机构林立,各国使馆云集,关乎国计民生的大政由此发布,各种国内外信息向此汇聚,甚至连各种小道消息也从这里向四方传播。在这种气氛的熏陶下,北京人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觉悟从总体上看自然要比地方上高一些。有个顺口溜流传很广:“北京人什么都敢说,东北人什么都敢干,上海人什么都敢穿,广东人什么都敢吃。”几句话点出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别。“敢说”是指北京人敢于批评时政,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”的政治责任感很强。比如在茶馆里,南方人喝茶,谈的多是家长里短和生意场上的事,而北京人喝茶,聊的常是国家大事,这在过去难免要犯些忌讳。所以老舍先生在设计话剧《茶馆》布景时,一个突出的细节,就是在墙上贴了这样一张告示:“莫谈国事”。由此可见,北京人关心时政,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是有着优良传统的。历史上,北京成为多次大规模群众政治运动的策源地,原因就在这里。

二、高素质的市民文化

北京作为都城,也是精英荟萃的科技文化中心。有组数字也许能说明这一问题:北京现有高等院校65所,国家级科研机构388所。每年向社会输送高素质人才10万余人,科技人员8万多人,国家两院院士有50%在北京,人才指标居全国榜首。北京的孩子有着得天独厚的受教育条件,由于高校众多,北京高考生员的录取率达70%以上。北京有着全国最高级的管理人才,最多的博士、硕士、大学本专科学生,有着最高的义务教育普及率……。北京人的高素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。因此北京市民的一举一动,常常会显现出较高的文化品味。看得深,想得远,不拘眼前小利,雍容大度,志向高远,这就是北京人。在经济上,北京虽然是个典型的消费城市,但在科技和文化产业上,却是全国最大的产出城市。这就决定了北京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应该是文化产业和高科技产业。

三、轻商鄙利、述而不作的官派作风

北京自成为定鼎之地后,便是达官显贵云集之所,这也是都城文化的一个特点。官多的结果,就是官场上的习气与作风渗透到了京城的各个角落,就连普通的平头百姓,也会时不时地打上几句官腔。古人云,宰相门前七品官,何况是天子脚下呢?听听老北京人说话时拖着的官腔,看看老北京人遛弯时踱着的方步,让你不能不相信这句古话。

官本位文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北京人的自命清高和轻商鄙利。北京服务行业的官商作风是全国闻名的,北京人把什么工作都当“官”来做。顾客到商店买东西,售货员有卖与不卖的权利,因此顾客要赔笑脸,说谢谢,好像东西是经他批准后才卖给了你;乘客上了公共汽车,售票员就是你的领导,不管人多多,你也得挤到他跟前去买票,因为门口就是他的办公桌;你要坐出租车吗?得看你去哪,堵车的地方人家就拒载。在大多数北京人的观念中,不管干什么,挣钱都不是最重要的,在他们的眼中,体面和尊严高于一切。而在上海和广州人眼中,北京人着实有点傻,世上哪有有钱不赚的道理?可见,官派作风给北京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。在北京,虽不乏小市民,但真正具有小市民寒酸气的并不多,也就是说,北京的小市民与其它城市的小市民在言行举止上是有区别的,这些区别来自官场风气对北京小市民生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官本位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好摆谱。据我所知,“摆谱”一词大约产生于清代,本意是摆出家谱给人看,原本并无贬义。历史上满族人是比较爱摆谱的。因为满族是中国历史上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之一,由于部落分散,满族历史上没有自己的通史,它的历史记录,多半是通过对自己家谱的翔实的记录得以实现的。长者给后人讲史的一个基本方式,就是给孩子们述说自己的家谱。满族有句名言,叫做“老人不讲古,小的失了谱。”但满族进关后,不平等的民族政策,使这一勤劳善战的民族,一夜之间变成了特权阶级,他们不工、不商、不农、不桑,无论是谁,只要是旗人,就可以免除所有苛捐杂税,而且还可以按月领到可观的钱粮。不劳而获的悠闲生活,使得众多的八旗子弟逐渐失去了勤劳勇敢的本色,成为游手好闲的大爷,成为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的寄生者。他们唯一可以炫耀的资本,就是到《八旗满洲氏族宗谱》中,去寻找自己先祖的往昔辉煌,并以此显示自己家世的荣耀。于是,数祖摆谱成为一时风尚。辛亥革命后,清朝统治虽被推翻,但八旗遗风却一直影响着今天的北京人。人们常说北京人好面子,究其原因,恐怕与好摆谱的心态不无关系。试想,大家不是帝王苗裔,就是名臣之后,若做了“不体面”的活儿,连自己的面子都过不去,更不用说祖宗的面子了。北京人常常抱怨外地人把北京人的钱都挣去了,其实,北京的就业机会不少,影响就业率的原因不在没有职位,而在于北京人从老祖宗那儿遗传下来的虚荣懒惰的毛病。解决北京人就业的关键不在腾出多少职位,而在于改变北京人头脑中的传统观念,观念不改变,就是腾出再多的就业机会也没有用。

官本位文化的再一个表现就是处事圆滑,说的多,做的少。解放前就有这样一首民谣:“京油子,卫嘴子,保定府的狗腿子。”所谓“京油子”,是指北京人处事圆滑,办起事来四平八稳,说起话来滴水不漏,凡事不求有功,但求无过。这种中正平和、闲散庸碌的作风,在明清时期的京师官场非常盛行。据说清道咸时期的三朝元老曹振庸就谙熟此道。曹振庸官列一品,门生故吏满朝廷,当别人向他请教为官之道时,他说:“无他,但多磕头,少开口耳。”时人作诗讽刺晚清官场说:“大臣经济在从容,莫显奇功,莫说精忠;万般人事要朦胧,驳也无庸,议也无庸。八方无事岁年丰,国运方隆,官运方通,大家襄赞要和衷,好也弥缝,歹也弥缝。”晚清官场的遗风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北京人。北京国家机关多,事业单位多,国营企业也多,吃公家饭,端铁饭碗的人明显多于其它城市,这种机制是官本位文化继续存在的土壤。因此,北京人常常是“醒得早,起得晚,说得多,干的少,干成功的更少”。“北京出政策,外地出典型。”出政策是政府的行为,与平民无涉,但北京出不了典型,则不能不说是北京人的问题了。只要回头看看近2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路,就会发现,中央一个政策下来之后,外地人已经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,但北京人还在开会学习,学习开会,理解中央的精神。“述而不作”已经成为北京在经济上走在其它省市前头的一块绊脚石,要想改变这一现状,必须要提倡真抓实干,勇于实践。

四、封闭自大的围城情结

有人说北京文化是多元文化,这话有一定的道理,因为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数次入主中原,定鼎北京,造成了多次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融合,他们对北京文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。在我们北京人的日常生活中,如方言中的“胡同”、“旮旯”、“马虎”、“磨蹭”,饮食中的白水羊头、涮羊肉、烤全羊等等,都是典型的北方游牧文化的遗存。但是,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,游牧民族对北京文化的改造多限于衣食住行这些表层文化,而在深层文化上,他们更多的是为汉族所同化。环境决定文化,游牧文化一旦脱离草原,失去自己的生存环境,就必然会被新居地的农业文化所替代,这一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可以说,老北京本土文化的核心仍然是农耕文化。

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心态上有很大不同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说,北方游牧民族“不以败北为耻”。因为北方游牧民族本身就不喜定居,放牧牛羊也无法定居。如果与邻国开战,一旦败北,带上妻儿,赶上牛羊,一走了之,这对于他没有任何损失,最多就是提前换了牧场。因此游牧民族领地的观念比较淡薄。但中原的农耕民族就不同了,如果败北,他们就要背井离乡,不但失去了房屋,而且还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,他们将一无所有。严酷的环境逼迫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战。对于这些不善战事的农耕民族来说,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层层的围墙将自己包围起来。所以,中国的农业民族,特别是与强悍的游牧民族比邻的北方农业民族,很早就有了筑墙的习惯,大到万里长城,中到各城镇的城郭,小到各家各户的院墙。为保险起见,有时围墙还不止一层。久而久之,就形成了中国小农文化封闭保守的传统。

北京是典型的城的世界。北京的城墙之多,恐怕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。明初建的北京城有三重城墙,最里面一层是宫城,叫紫禁城,第二重是皇城,第三重是周长20公里(km)的京城。明嘉靖三十二年起又在正阳门、宣武门、崇文门外加筑全长约14公里的外城。任何事物有利必有弊,这些坚固的城墙在阻挡敌人的同时,也阻碍了人们与外界的联系,铸成了一种封闭的文化心态。作为权力中心,都城之内的文化确实具有着较高的品味,在众多的乡民面前,城里人无疑是文明的代表,这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造成了都城人盲目自大的心理,使他们养尊处优进而固步自封。而这种心理无形中又阻拒了来自远方的异域文明。北京人之所以能成为北京人,正是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中国最大的围城里。

如今,北京城的城墙已经拆得差不多了,我们在为之惋惜的同时,不禁要问:我们应该拆除的到底是什么?北京人心中的城墙是否依然存在?在改革开放的今天,北京人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但与南方沿海城市相比,在接受外来文化及新生物事方面,仍显迟钝。习惯上,人们称上海为“滩”,它象征着开放性的海洋文化;称广州为“市”它象征着活跃的商业文化;而称北京为“城”,它是否还代表着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保守的都城文明?!也许称呼的不同,无意中真的道出了这三座城市之间不同的文化品格。2000年北京申奥的口号是“开放的北京迎奥运”。我们希望古老的北京文化能够乘着申奥的东风,敞开她博大的胸怀,走进新的世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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